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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的聖地西藏－
前言：兩個比對的例子 本人並非藏學研究專家，僅是一個在台灣從事新聞工作，並在業餘從事佛教研究的普通佛教徒，有幸受邀參加「第三屆國際漢藏對話會議」，聆聽與會先進的發言。大會囑付本人的演講主題是「西藏的未來」，子題是「世界佛教的聖地──西藏」，謹在此提供一個普通台灣佛教徒對此一問題的想法。 談到「西藏的未來」，許多與會的先進多從給西藏朋友提供建議的角度出發，闡述全世界的進步力量如何能夠支持西藏人民的正義鬥爭，本人則想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期待西藏能夠給我們提供的文明資源之角度出發。 世界人民能夠超越種族與國界的藩籬，相互支持彼此的發展，它的基礎是以普世的「民主、人權」價值為基底的。二戰以後，聯合國發表人權宣言以來，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的交流中，這是一個重要的國際運動。在此運動中，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尋求的，不再是其他利益的同盟，而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價值同盟」。 從「價值同盟」的角度出發，我想先舉出兩個例子，來看西藏與中國的對比： 1989年6月4日，在全世界的關注下，北京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同一年12月10日，也是在全世界的關注下，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獲獎的原因，是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肯定達賴喇嘛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堅持。達賴喇嘛在獲獎演說中，批評中國對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使用武力鎮壓。他強調學生們的努力並不是徒然的。他演說的重點是繼續使用非暴力手段，和他與中國政府對話解決當前狀況的願望。人們相信，達賴喇嘛的這一成就，主要是來自於他的佛教信仰。 其次，本人最近幾年從事佛教和「廢除死刑運動」的研究。發現佛教經典中存在大量反對死刑的論述，佛教的聖者，無論是佛陀、阿羅漢或是菩薩，都是熱情的反對死刑的人。在佛教信仰的影響下，尤其是阿育王的推動下，中世紀的印度，刑罰開始放寬。5世紀到8世紀的從中國到印度旅行的佛教僧人，在他們的傳記中都提到了當時的印度完全沒有死刑的情形。 在佛教傳播的國家中，日本從810年到1156年，佛教鼎盛的時代，有長達346年間沒有執行死刑。而西藏，則從1349年開始的帕竹政權時期，大司徒絳曲堅贊制定的《十五法典》，根據佛教「十善法」的精神，廢止了死刑。它改變過去「殺人者償命」的死刑規定，成為「對殺人者罰命價」。而且這個廢除死刑的傳統，被五世達賴喇嘛所制定的《十三法典》所延續。因此，西藏在法律上廢除死刑，從14世紀中葉一直延續到現在已有近六百五十年。現在的西藏政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就曾明確表示，西藏流亡政府規劃的未來憲法要旨，採取非暴力路線，其中包括「不會有死刑」。 今天全世界的廢除死刑運動尚在努力的推動中，我們卻發現西藏根據佛教的精神已經廢除死刑六百多年，可說是「廢除死刑運動」這一價值同盟的先進國；然則，當今全世界判決死刑最多、處決犯人最多的國家，則是中國。國際廢除死刑運動人士關注的重災區，也是中國。 從以上這兩個例子的比對，可看到，雖然同樣作為佛教的傳播國，但是中國和西藏自古至今，在社會制度和精神樣貌上，呈現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度。 從佛教傳播史看漢藏關係 從漢傳佛教的歷史來看，其主要的思想和信仰的來源，是佛教在印度和西域的發展，藏傳佛教對於漢傳佛教發展的影響微乎其微。而藏傳佛教的發展，主要源自印度的傳入，漢傳佛教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究其原因，除了地理的隔閡之外，漢傳佛教發展到唐代中葉以後，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自信，向外求法的熱情不再。而這時候的西藏，卻才剛剛開始從印度大量吸收佛教。因此傳入西藏的佛教，恰恰是漢傳佛教所不了解，也沒有興趣的印度金剛乘佛教。而漢傳佛教卻在這以後，著力發揮它的本土化特色。因此雙方的信仰型態的異質性愈來愈明顯。 到元、清兩代，雖然蒙古和滿族的統治者，皈依了藏傳佛教 但是當時藏佛傳教似乎並未向漢地的民間弘傳。因此彼此的發展，並沒有任何的交集。 清代的佛教，有學者認為是漢傳佛教衰敗的時期，無論是教義還是修證，都到了奄奄一息的狀態。漢傳佛教到清末民初，出現了種種革新的運動。在這樣的風潮中，藏傳佛教才開始參與其中。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逐漸開始有漢人到西藏求法，以及藏傳佛教在中國內地的弘傳，為漢地的佛教注入了新的元素。這一脈絡，到1949年以後，一部份的蒙古活佛及漢藉的上師，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播遷，把藏傳佛教帶到了台灣，為藏傳佛教在台灣的弘傳打下些許的基礎。 1957年，隨著達賴喇嘛及大量藏人的流亡，藏傳佛教在全世界弘揚。台灣在1980年代以後，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宗教的傳播不再受到政治的管制。台灣和許多開放的國家那樣，各種宗教，包括不同傳統的南傳、藏傳及日本佛教，都在台灣有了大展身手的機會。其中，藏傳佛教所引發的熱潮，可說是所有外來宗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 據台灣「蒙藏委員會」的統計，到2000年為止，登記立案的藏傳佛教團體有150個左右。而信徒的人數，據台灣學者姚麗香女士的估計，約有五十萬，比較核心的有十萬。藏傳佛教已經逐漸褪去神秘的面紗，愈來愈多的被台灣佛教徒所認識，成為台灣佛教徒的心靈支柱或思想資源。而在中國大陸，據了解，近年來，從漢地遠赴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求法的佛教徒也愈來愈多。 這些現象都顯明，在原有的漢傳佛教的化區，藏傳佛教是一個重新受到佛教徒重視的、可以皈信的新對象。 漢傳佛教的精神衰敗的危機 漢傳佛教有過輝煌的歷史，無論是在義學的發展，還是在佛法慧命的傳遞方面，都有它無可取代的地位。但是近代以來，漢傳佛教無論在教義和修證上，都呈現嚴重的衰敗現象，清末以來的有識之士，發起了種種復興的運動。但是這一運動在動蕩的時代下，進行得極不順利，漢傳佛教面臨著繼絕存亡的危機。 台灣的佛教，眾所週知，發展得較為平順，限於篇幅，這裡不多論述。因為此次漢藏對談的朋友，主要是中國大陸背景的人士，因此我要把敘述的重點放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方面。 中共建政以後的佛教發展，受到幾個重要變項的影響，導致佛教的發展不同於其他的宗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三自愛國運動」的影響下，不接受官方控制的教會，一方面受到當局殘酷的打壓，堅貞不屈的神職人員和教友飽受迫害，但是也在這樣的情況下，另一方面反而得到快速的發展，信徒人數成倍增長。這一局勢也造成了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的分裂與衝突，埋下難以化解的問題。佛教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也飽受迫害，而有僧尼被迫還俗、結婚，寺廟被侵佔等等情形；雖然也有部份佛教徒堅貞不屈的故事流傳，但相對來說，佛教徒是順服的，或至少是採取了比較犬儒的態度，因此也沒有在官方的「中國佛教協會」之外，發展出地下化的組織形態。相對於基督教等宗教來看，中共建政五十年後，漢地的佛教是一個相當順服於中共官方控制的宗教。 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在整體上順服於官方的這一處境，讓中國大陸佛教的發展面臨一些不同於其他宗教的機遇。可以說，佛教在文革結束之後，鮮少受到官方的迫害，得到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 總體來說，佛教徒在經書的獲得、公開或私下聚會研討、共修、參訪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默許的。2005年11月，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5年世界宗教自由狀況報告」指出，據中共官方透露，最近幾年，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共黨員參加有關的宗教信仰活動，而其中大部份是佛教，也反映了這一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陸近年的宗教市場上，逐漸浮現出一些受人推崇的意見領袖，在佛教的範圍內，享有一定的清譽和思想影響力。但基本上，這些人對於中共當局並不採取對抗的姿態，甚至更多的，是順服乃至於配合的態度。在這同時，中共高層領導人也不吝於對佛教表達支持。其中態度最為明顯的是江澤民(1989年到2000年在位)。江氏在位期間和退休後，曾經幾次公開訪問佛教著名的寺廟，拜訪名僧，受到公開而盛大的歡迎；而受訪的僧人也巴結推崇江氏，並在自己的刊物中大肆報導，引以為榮。 江澤民時代的佛教，一方面受到官方的默許與保護，另一方面，在「一切向錢看」的市場經濟時代風尚中，受到官方支持的僧人也面臨著金錢腐蝕的考驗。 有一篇報導說：「據中國佛教協會公佈的數字，在1993年到2003年期間，全國漢傳佛教受戒人數就達29000人，平均每年2900人，全國佛教寺院基建投資超過百億元人民幣。佛教界自己估計，目前擁有和尚、尼姑以及信衆2到3億人。因爲政府投入力度大，在宗教界圈內，佛教被看成是最爲富裕的一派。」 對中國佛教現況素有研究的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曾在〈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中指出：「隨著法制建設，對佛教在政治上壓制的極左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極右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上升。」 大陸佛教在官方的政策與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信徒資金的雙重支持下，不斷在各地興建巨型的佛像，與觀光化的佛教園區，比較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海南三亞等地，奢華之風令人咋舌。而傳統的名山大寺，也在觀光化的風潮中，湧入大量的信徒和布施。一位旅美的中國作家(出身於信佛極為虔誠的家庭)，曾向本人描述，他在安徽九華山(相傳為地藏菩薩道場，有諸多肉身不壞的全身舍利)，看見著名的肉身菩薩金身上，貼滿了信眾遊客的人民幣，認為是光怪陸離。 這位作家在西安一間著名的中國傳統宗派的祖庭，與一位年輕僧人談天。這位來自農村的僧人表示，他到這裡出家，志願是為了利用幾年的時間，存一點錢，好回鄉娶妻。曾有不少大陸研究佛教的教授向筆者描述，大陸現在年輕的出家人，大多志在名利，近年迅速成名的一些年輕僧人，作風也比較虛浮，佛教的前途堪憂。 在宗教人權的保障方面，中國大陸近年來的宗教迫害事件，包括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對藏傳佛教和基督教家庭教會、天主教忠貞於梵蒂崗的地下教會的打壓等等。佛教在這些宗教迫害的面前，採取的態度是支持、幫助和肯定的態度，和官方的惡行站在一起。 尤其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是當前中國大陸迫害人權問題的第一大案。而在中共1999年正式大規模鎮壓法輪功之前，大陸佛教界早在這之前，就不斷組織學者及教內人士，從教義上批評法輪功，並呼籲中共當局以官方力量加以打擊。 在1996年，當時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就以「邪教」一詞稱呼法輪功，呼籲中共當局「不僅要從宗教的角度，更要從維護社會安定的角度考慮“法輪功”現象。」換言之，中共鎮壓法輪功，大陸佛教領袖基本上是積極的提倡者，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而自中共1999年殘酷迫害法輪功以來，大陸佛教界也從來沒有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對佛教在這一事件中的態度進行任何反省與檢討。以本人所見，無論著名的還是普通的僧人和居士，幾乎是千篇一律的為鎮壓鼓掌叫好，繼續對法輪功的遭遇落井下石。因此，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一事中，大陸的佛教界難逃「幫凶」的罪責。 在中共迫害藏傳佛教方面，儘管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漢人佛教徒，皈依信仰藏傳佛教的趨勢不斷提高。但是，這僅是信徒流動的現象而已，還不足以影響他們對藏傳佛教遭受迫害的關心與不忍。在漢傳佛教的領袖方面，中共官方組織批判達賴喇嘛的發言中，眾多的幫閒學舌者中，佛教領袖是從來不缺席的。 近年來，中共迫害藏傳佛教的一個重大事件，是扣押達賴喇嘛認證的第十一世班禪，使之成為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而扶植中共自己任命的十一世班禪。2006年4月，在大陸主辦的「世界佛教論壇」上，年僅17歲的中共任命的班禪，也通過這次論壇第一次公開在國際場合露面。相對於中共自行任命主教的儀式，會受到一部份大陸天主教界人士，以不參加或退席等方式的抵制，以示抗議；中共任命的班禪，在這個場合露面，並沒有刺激到在場佛教徒的神經，表示任何抗議，至多僅是據一些境外媒體的報說：「十一世班禪在會場上顯得有些“孤單”」而已。 這些現象都顯示了中國大陸的漢傳佛教的意見領袖，在精神風貌上，存在極大的缺陷。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藏傳佛教愈來愈吸引漢地佛教徒的背景。 除此之外，本人在長期採訪中國大陸異議人士的過程中，難免順便觀察他們的信仰取向。我注意到，現在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當中，有些人沒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是傳統中國儒家或道家價值的信仰者，有些人是基督宗教的信徒，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宗教團體，就是新近從中國宗教文化土壤中生出的「法輪大法」。相對來說，異議人士當中，宣稱自己是佛教徒的屈指可數。 在屈指可數的人當中，我特別注意到的是近年來活躍在中國維權運動最前線、溫和、冷靜又勇氣十足的，住在北京的愛滋病志願工作者胡佳先生。我原先以為，他是一個鳳毛麟角的漢傳佛教信徒，但是，有一天，我訪問胡佳在MSN的「分享空間」，看見他在首頁的照片欄裡，其中一個主題是「尊敬的上師」，達賴喇嘛的照片在那裡閃爍著。我想，或許藏傳佛教的信仰，給他更多的啟發。 結語 中國近代，和西方強勢文明接觸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呈現出傳統文化崩解和復振的激烈交鋒。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以後，根據馬列主義意識型態，對傳統文化的摧殘，是中國人破壞自己傳統宗教與文化的極致。但是隨著文革的結束，馬列主義在中國失去意識型態的主導權，沒有被完全消滅的各種文化與宗教元素，又在各種領域展現它們強韌的生命力。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是一個失去「文化主旋律」，各種宗教與文化嘗試發揮影響力的時代。在這當中，傳統的漢傳佛教發揮的作用，仍然是比較消極的。 相對的，我們看到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絡繹不絕的越過邊境，去到達蘭沙拉。流亡藏人在艱苦的條件下，不只在印度重建了藏傳佛教的主要規模，還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而在中國大陸，漢人佛教徒，皈依信仰藏傳佛教的趨勢也不斷提高。雖然達賴喇嘛一直憂心西藏傳統文化被消滅的危機，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苦難歷來就是陶煉與發揚宗教精神的場域，藏傳佛教的信徒能夠藉此機會，革除歷史積弊，深入佛法正義，那麼未嘗不是沒有可以樂觀的地方。 相對來說，漢傳佛教徒如果依然沒有信仰的見證，沒有在面對壓迫、不義、邪惡時的勇氣、慈悲和智慧，就不會有真正的未來。 作為一個關心漢傳佛教慧命延續的佛教徒來說，我知道藏傳佛教的大德，已經給予給漢族的信徒無分彼此的教導，我所期待的是，藏傳佛教的領袖們在傳承自身佛法的同時，能夠隨緣對於那些已經成名的漢傳佛教領袖人物，以及廣大的漢人信眾，更多直言無諱的溝通。尤其是他們懦弱、屈服於權勢的時候。這樣，西藏在所有的佛教聖地中，將不僅是藏人的聖地，也能夠成為漢人的佛教聖地、世界的佛教聖地。 |